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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崇俊

2013年11月15日，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论坛第92期在北京大学承泽园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一楼报告厅举行，来自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的陈秀芬教授做了题为“谈话可以治病吗？——论金元明清医学中的‘以情胜情’”的精彩讲座。
首先，报告介绍了中西方史上的“谈话治疗”。
西方史上的“谈话治疗”的文化资源包括：第一，古希腊的“医神”信仰和“梦疗”。第二，基督教的“祝祷”和“告解”。第叁，心理学方面的谘商技巧。比如弗洛伊德擅长于通过鼓励病人进行病史追溯，在此过程中和病人进行言语沟通、激发病人进行自由联想，从而据此得以对病人进行情绪疏导，最后完成心理治疗的过程。
而中国史上“谈话治疗”的文化资源包括：第一，佛道“咒禁”、“悔过”：仪式疗法和口语净化。第二，医家“祝由”：述说病由，进行情绪疏导或道德劝说。第叁，医家“五行相胜之理”、“以情胜情”。
其次，报告介绍了“五行相胜”和“以情胜情”的概念。
张从正(1156-1228)在《儒门事亲》(1228)中提出了“五行相胜”之理：悲可以治怒；喜可以治悲；恐可以治喜；怒可以治思；思可以治恐。从“五行相胜”到“以情胜情”《黄帝内经》：怒伤肝，悲胜怒；喜伤心，恐胜喜；思伤脾，怒胜思；忧伤肺，喜胜忧；恐伤肾，思胜恐。其中悲、忧可互换；五行、五脏、五志可对应。（明）吴昆(1551—?)在《医方考》(1584)叙曰：“情志过极，非药可愈，须以情胜。”（清）张志聪(1610-1695?)在《黄帝内经素问集注》(1669)中明确提出“以情胜情”。
接着，通过一系列案例介绍金元明清医学中“以情胜情”的使用情况，并对其进行了讨论与分析。
第一， 谈话作为治疗之义：与患者沟通＋侦察病因＋发挥疗效；
第二， “以情胜情”疗法的前提：情志过极→以情胜情；时间因素：经久不愈；疗效因素：药石罔效；药疗法> “以情胜情”。
第三， “以情胜情”的患者条件：对于患者而言，“出其不意”为关键；对于病家而言，须与医者合作、共谋。
第四， “以情胜情”的医者条件：若胸中无材器之人，亦不能用此五法也。
第五， “以情胜情”的医者挑战：医者须知病症出自“情志过极”，而患者未必主动告知；医者须熟稔情绪的语言操弄法；当医者地位较低时，不利于本法施作。
第六， 为什么医者多偏好药疗：处方用药＝历代医者养成要件；医者多不熟稔“以情胜情”之法； 情志与“气（论）”；药物治疗为主流。
最后的结论为：
金元明清医学对于“情志过极”的病症虽出现了不同于前的突破，然而所谓成功的案例，往往得视特定的时空条件而定，有赖医者、患者和家属等的多方配合。碍于病症解释、医者才能、医术训练和用药习惯、患者本身状况和家属是否合作等因素，使得难度较高的情志操弄法，无从成为医治所有“情志过极”病症的主流。这点说明：医学理论、医疗实务与社会情境之间是相互界定、彼此影响的。新的医学话语与医疗技术是否得以推展，向来得视其时空条件与历史因素而定。